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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群众想查询药价，比如阿莫西林，只需在比价小程序上直接输入，页面会先展示不同药品的全市均价等信息，选择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药品售价。长期以来，群众购买医保药品时信息不透明，买药像开“盲盒”，找不到权威参考进行高性价比药品的筛选，而“一键”比价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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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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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他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成为该校复校后的首届研究生。当时华政办学条件艰苦，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yb体育官方app下载，他切身体会到后来被总结为“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华政精神。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他也养成了“做学问要做到极致”的习惯。此后数十年，他从求学到任教，直至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亲历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的复苏与发展。

在华政，两位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导师徐轶民老师治学一丝不苟，长期参与辞书编写，对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都反复斟酌，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文字功底大幅提升。国际法专业的余先予老师经常带我参与课题，我们合作的首部《东京审判》专著，1986年出版后影响颇大，至今已出第三版，写作能力与书稿构思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

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时决定考研想回上海，而上海能招法学研究生的只有华东政法学院。我看招生名额，法制史招7人，国际法招3人，觉得国际法对英语要求太高——我是进大学后才开始学ABC，就选了外国法制史。后来考研外语考了72分，在录取的14名研究生中总分第一。读研后，我就想把这个专业搞好。上世纪90年代出现“下海潮”，很多外法史老师改行做律师、经商，但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至于从法制史转向法律文明史，是随着研究深化而走的道路。最早研究外国法制史，后又研究法律思想史。当时觉得这些领域创新空间不大，便开始研究法学史——先研究日本法学史，后到日本留学，又研究西方法学史、中国法学史。通过研究法学史，我发现制度、学说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重视法律文化史研究。研究法律文化后，我发现文化与文明紧密相连，必须深入到文明史的研究中。

具体来说，古代部分包含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希腊罗马等；中世纪部分涉及欧洲世俗法、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宗教法律；近代部分涵盖英、美、法、德、日、中、俄等；现代部分分为公法、私法及新兴社会法变革。最后总结未来法律文明发展存在趋同化与本土化两股潮流：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融合，各国法律日益趋同；二是尽管存在趋同趋势，各国仍会保留自身特色，尤其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时，本土化趋势更为鲜明。我们就是通过这16个子课题，明确了各文明的学术边界与特性。

何勤华：瓶颈在于，法律文明史、法制史属于小众学科，关注和研究的人较少。学术增长点在于“结合”——将法律文明研究与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结合，不能只埋头研究古代、外国的内容，要关注人工智能、数字法学、基层治理、生态法治等现实问题，从古代法律文明中挖掘精华，从外国法律文明中汲取经验，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支撑，让小众学科“活”起来。

我自身就是如此，虽长期研究法制史，但始终结合社会热点，将外国经验、中国古代智慧与当下问题结合，因此拥有充足的写作、交流空间。因此，我给青年学者的建议是：求学阶段打牢专业基础，再根据职业规划补充技能；职业初期先解决职称问题，再依兴趣深耕细分领域，坚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长期发展要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同时注重跨学科学习，丰富研究视角。

中国法制近代化有何得失呢？我认为，“得”的方面：近代我们引进了西方法律制度，当时英美法德等已创造出一整套先进制度，我们直接移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适应中国国情，无需从零开始，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失”的方面：中华法系本身封闭，缺乏外部交流；近代引进西方法律时存在借鉴过度，部分不符合国情的制度也被移植，这需要反思纠正。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除了需辩证看待“礼法结合”“家族本位”之外，还有很多精神元素和制度智慧值得今天借鉴：“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契合当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念；“以和为贵”“注重调解”，对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天人合一”理念能为今天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思路；“民为邦本”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还有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古代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等基层组织传统，都很有借鉴价值。

举个律师制度的例子。中国律师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仅存续数年便被撤销，彼时全国律师不过几百人；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如今队伍规模已接近百万。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共同体正在形成，法学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这些社会变化让我深刻体会到，法律人的信念就是坚守法治、推动法治，让法律成为社会运行的根本遵循，让公平正义惠及每一个人。